监管演变：了解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对业务的影响 (中国监管趋势的演变)

监管环境不断变化，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才能保持合规并获得竞争优势。

中国监管趋势的演变

中国近几年来监管环境发生了显着变化，原因有多种，包括：

• 经济增长和复杂性增加
•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 政府对保护消费者和环境的关注

这些变化导致了监管部门的增加，包括：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 商务部 (MOFCOM)
• 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SAMR)
•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这些部门负责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法规，包括：

• 反垄断法
• 数据保护法
• 环境保护法
• 金融监管法
• 税法

监管演变对业务的影响

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对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

• 增加合规成本
• 增加法律风险
• 限制创新和增长
• 影响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才能保持合规并获得竞争优势。

适应监管演变的策略

企业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来适应监管演变，包括：

• 了解法律和法规：了解适用于其业务的法律和法规至关重要。
• 制定合规计划：制定一个明确的合规计划，概述企业将如何遵守法律和法规。
• 建立合规文化：建立一个合规文化，员工了解并遵循法律和法规。
• 使用技术：利用技术来简化合规流程并降低风险。
• 与监管部门合作：与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了解最新的法规并获得支持。

通过实施这些策略，企业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保持合规并获得竞争优势。

结语

监管环境不断变化，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才能保持合规并获得竞争优势。了解中国监管趋势的演变，并制定一个适应这些变化的策略至关重要。通过了解法律和法规，制定合规计划，建立合规文化，使用技术并与监管部门合作，企业可以降低风险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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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私人银行业务经营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

你好，你是想问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私人银行业务经营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哪些吗？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私人银行业务经营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随着全球金融监管环境的不断变化，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例如，国际社会开始加强对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方面的监管，私人银行需要遵守更多的规定和标准。 2、客户需求的变化：随着客户财富的增加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客户对私人银行业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私人银行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 3、科技的发展：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运营和管理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私人银行更好地了解客户、管理风险、提高效率等。 4、竞争的加剧：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加剧，私人银行业务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私人银行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吸引更多的客户。

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变化趋势是

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政策出现较大变化，监管比例、投放领域、监管方式都更加适应市场的发展，类似这种制度性革命，已经构成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险企用结构经济学看待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新政，构建多层次资产配置体系，将有利于保险投资结构的稳定和优化。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出现承保能力过剩，承保利润下降。为此，保险人转向注重从保险资金运用中取得收益，争取投资利润。保险资金运用的结果，使保险人获得了平均利润，而被保险人也以低费率方式享受到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是资金运用盈利的基础。稳健的资金运用，应该首先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在此基础上努力追求资金运用的收益性。险资新政给险企更多投资自主权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颁布了一系列资金运用新政，为保险资金运用松绑，给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自主权。保险投资新政的出台，大大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对于转变保险公司盈利模式、提升保险资金运用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险资新政扩大固定收益证券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债券品种特别是信用品种投资范围，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创新型固定收益品种，信用品种配置比例有所放宽。险资新政简化了基础设施审批流程：过去保险公司投资于基础设施要到保监会报备，与其说是报备，实质上是审批制，从报备到审批合格需要一年时间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去也不仅仅是流程问题，基础设施有许多具体的指标，对企业做一个债权计划，对偿债主体的经营指标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担保也有诸多限制。如果债权计划需要商业银行担保，担保主体要求为全国股份制上市银行。新政出台后，担保方式更加多元化。放宽股权投资范围：原来保险公司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限定于三个行业，新政出台后，放宽对保险公司投资PE的条件要求，提高了保险公司可投资比例，增加了能源、资源、现代农业、新型商贸流通行业的投资。表面上看，现在保险公司投资PE仅限于七个行业，但实际上保监会的行业划分并不属于标准的行业划分，很多行业都可以归结为能源、资源、现代农业、金融、汽车、医疗等，于是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开放金融产品投资：开放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的投资。保监会规定，信托产品只能是集合信托，不能是单一信托，除了保险公司外，必须有其他购买方购买。但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解决，保险公司可以将10亿的信托计划卖出100万用于规避单一信托限制，因此集合信托使得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变得非常宽泛。提供风险对冲工具：保险公司可以参与金融衍生品及股指期货交易，对风险头寸进行套期保值，降低组合风险。现在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率掉期，将浮动收益产品变为固定收益产品。第二部分是汇率掉期，国内保险公司这部分需求量较大，这是由于保险公司所有的负债几乎都是人民币，到境外投资必然会出现汇率敞口。第三部分是股指期货，关于融资融券、国债期货业务，允许保险公司参与到证券公司融资的过程中去。拓宽境外投资市场及投资品种：进一步开放境外市场投资，可投资的市场范围包括2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20个新兴市场；投资品种覆盖权益、固定收益、不动产、基金、PE、REITs等大类品种；允许投资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对冲，保险公司保费的15%可以投资到境外市场。允许投资创业板股票：促进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使得保险公司能够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成果。促进保险资管双向开放2013年，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重启保险资管产品试点，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一对一”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和“一对多”集合产品，投资人从保险业内拓展到业外，投资范围也从传统的固定收益拓展到权益投资。保险公司可以以专户的形式，令银行将部分资产委托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发行产品，由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管理。过去保监会虽然允许保险公司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但是成立公司后并不是什么业务都可以开展，存在牌照管理。有的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只可以投资于股票，有的公司可以投资于债券但仅限于担保债，有的公司不许投资于基础设施，有的公司不许进行PE投资，事实上对业务进行了分类。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只能做十几项业务中的几项，想要开展其他业务则要到保监会进行认证，获取牌照。此次新政保监会对牌照获得的条件进行了简化。按资产规模来看，85%保险公司都有自身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都会将自身的保费资产委托给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在新政推出之前，保监会放松了一些，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承接自己集团以外的保险公司委托的资产。2013年，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公司将资产委托给证券公司、基金等投资机构。保险公司认为，在可以把自身资产委托给其他公司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应当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外部其他公司的资产，因此此次新政扩大了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委托与受托业务范围，允许保险资管受托业外资产。2013年保监会与证监会联合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办法》，支持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基金公司，可以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保险机构。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作为股东发起一个基金公司在证监会领取牌照从事公募业务，也可以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到证监会申请牌照。多层次监管比例框架形成2014年，保监会进一步推动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市场化改革。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对保险投资管理的监管比例和监管方式进行重大改革，重新定义大类资产，将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类金融资产五大类。整合各类监管比例，设立大类资产监管比例和集中度监管比例，同时设立风险监测比例，形成多层次监管比例框架。过去在每一个品种当中，保监会有众多的比例管理，担保、无担保债券、股票等等资产有诸多比例限制，此次对资产按大类划分为五类，设立大类监管比例，在比例中具体的小的比例由保险公司自行调节。试点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启动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试点，允许部分持有历史存量保单的保险公司设立独立账户进行封闭式管理，由保险公司根据资产负债情况自主决定投资比例对蓝筹股投资实施逆周期资产认可标准。保险新政使得开展全面的资产配置成为可能，保险投资新政为保险资金开展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的基础投资工具，从传统公开市场投资拓展到基础设施、股权、不动产等另类投资以及境外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使保险公司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配置成为可能。保险新政颁布后，保险公司加大了创新产品投资力度。保险新政颁布以来，保险公司投资策略是抓住保监会政策放开的契机，加快创新产品和新渠道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创新类金融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到去年底，非传统投资占比到达8.57%，增长非常迅速。构筑保险投资结构的革命性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结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它以经济结构为主体，同时包含经济与资源环境及社会结构的适应性。经济结构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空间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国际结构，在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城乡结构等；另一个是纵向的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生产价值链，主要是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结构和流通结构包含在上述横向和纵向的经济结构之中，结构经济学研究强调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和结构转换。用结构经济学看待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新政，会得出以下观点：一、多层次资产配置体系，大大有利于保险投资结构的稳定和优化。保险公司不仅要在传统的公开市场领域发掘优秀资产进行配置，而且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在基础设施、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及金融产品等另类投资领域进行资产配置。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经济转型导致宏观基本面持续疲弱，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影响利率走势的通货膨胀看，总需求疲弱，通胀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大幅上升的概率很低，宏观基本面对固定收益市场将形成中长期的支撑。保险机构应从中长期配置角度出发，把握配置时机。尽管中国经济总体趋势向下，但权益市场仍有重要的结构性机会。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符合政策导向和经济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新兴行业仍可能稳步增长甚至是快速增长，保险机构应当抓住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机遇，在保持权益仓位整体稳健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低估值及符合经济转型方向的行业，努力发掘投资机会。保险公司需要从战略上考虑配置期限长、安全性好、收益率高的投资资产来弥补配置传统资产的缺陷，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力度。应抓住国家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战略机遇，获取优质战略资产。保险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要紧紧围绕经济转型和调结构的国家战略，打通保险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联系，支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长期资金的优势，创新运用债权、股权、股债结合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有效提高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收益能力。夹层投资的收益特征符合保险资金匹配需求。优先股等夹层投资不仅可以使保险资金获得较高的回报，同时还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夹层投资具有持续稳定的回报，不需承担股权投资方式的收益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保险资金沉淀大量的长期资金，需要长期、稳定回报的需求与夹层投资的资金特征相匹配，相比现有期限较短的信托、理财产品，保险资金可以提供10年期以上的融资。二、运用金融衍生品投资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改善保险投资结构的内在活力。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险资金投资金额的不断增长以及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保险公司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投资理念，但是始终摆脱不了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困扰。这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不高，保险业务部门和资金运用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不能在资产负债匹配的高度上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的策略，使资金运用与保险公司的资产战略配置要求相脱节；和保险资金运用相配套的人才储备不足，诸如精算师、高级会计师和国际律师等高精尖端人力资本相对缺乏，制约了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发展效率。多元化投资虽然可以降低资产整体风险，但不能消除市场波动风险，金融衍生品可作为直接、有效和低成本的资产管理工具直接对冲市场波动风险。目前保险机构已经开展利率互换、外汇远期等衍生品交易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保险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只限于套期保值、锁定收益或锁定资金价格，金融衍生工具在保险资产管理和配置方面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三、抓住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构筑保险投资结构的革命性框架。在监管意义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实际资本额、投资收益、责任准备金、资产与负债匹配、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经营中，保险公司如果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拼抢销售渠道，导致大量的利差损、费差损出现，就会使保险公司亏损，偿付能力受到影响。如果投资状况较好，承保亏损则通过资金运用的收益赚回来；如果投资收益不好，要用投资收益抵偿承保亏损就比较困难。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去年工作会上提出，将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及不动产债权计划等产品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引导支持行业进行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将研究建立贯穿保险资金运用全过程的偿付能力约束体系。将设立保监会资产负债匹配监管委员会，强化资产负债管理的硬约束，相对弱化比例监管，督促公司加强负债管理，提高资产负债匹配水平。简言之，“放开前端，管住后端”是保险监管改革的总体思路，也是今年以来保监会加快转变资金运用监管方式，旨在把监管工作重点由开放渠道转变为风险监管，切实把防风险放在监管工作更为突出位置的法宝。“放开前端”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等事前监管方式，把风险责任和投资权交给市场主体。“管住后端”从狭义角度看，就是指事后的偿付能力监管，运用资本手段，实现对资金运用的约束。随着保险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加剧，保险的净利润必然呈下降的趋势甚至出现亏损。资金运用就成为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其效益不仅成了利润的主要来源，有时甚至还要用来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作为主要资产业务的资金运用业务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作为主要负债业务的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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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策略

随着2010年末巴塞尔协议Ⅲ的发布，银监会已开始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并正在着手制定包含动态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和流动性在内的四大新监管工具，搭建中国银行业新的监管框架。从上述列举的巴塞尔协议Ⅲ的紧要内容可以看出，新巴塞尔协议着重强调了“逆周期监管”(跨时间维度监管)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硬性的量化监管指标熨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所引起的经济波动，而忽视了跨机构维度的监管。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不能一味地局限于从量化指标上满足新协议的要求，而是要立足于中国银行业的进展现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进展和金融稳定的监管制度。

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

1、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税。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大型投入银行的相继破产，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对这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实行注资营救。金融系统的负外部性造成了公共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同时负外部性使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上，基于动机的手段优于直接的命令或控制，而“庇古税”则属于典型的基于动机的方式。庇古认为，对产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的税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就可以促使经济的竞争均衡重新达到帕累托效率边界。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效仿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企业(FDIC)，对国内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将税款积累成为一只“纾困基金”，紧要用于支付未来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

从中国银行业进展现状看，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税只会减少银行当期利润而不会根本削弱银行竞争力。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全部接受过国家财政的注资，也就是说纳税人承担了银行股改历程中的所有成本。经营管理者经营出色，国有金融资本的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经营管理者经营不善，国有金融资本的损失也由国置之脑后承担。为了避免纳税人在危机期间再额外垫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危机损失，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收金融稳定税就显得尤为必要。

2、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进展现状，若要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限制银行资产规模和降低可替代性的途径并不可取，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关联度。此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和分散危机并不能减少危机。随着金融衍生品创新程度越来越高，其危机累积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重点是强化并表监管和理财产品监管，要求各系统重要性银行切实落实并表制度、理财产品必须做到“成本可算、危机可控、信息真实披露”。监管部门要将金融创新立足于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之上，将金融产品创新行为纳入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有效规范金融产品创新，将金融创新产生的杠杆放大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重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2007年，美国太平洋投入经营管理企业执行董事麦卡利第一次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2010年9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除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以外，充当储蓄转投入中介的金融机构”，一般包含按揭贷款企业、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投入载体(SIV)等。由于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而且信息披露并不充分，使得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难以识别包含产品危机、对手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危机。此外，由于影子银行没有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硬性约束，虽然其自有资金很少，但业务规模却很大，潜在的信用扩张倍数可能达到几十倍。

从2010年开始，随着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银行面临强烈的信贷投放冲动与信贷额度限制之间的矛盾。为避开贷款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等“影子银行”业务，导致金融系统蕴藏着巨大的危机隐患。因此，监管部门要特别关注“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带来的影响。首先，监管部门要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和业务特点明确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控制金融产品的杠杆率。其次，监管部门应要求影子银行定期或及时向其披露包含产品设计、产品销售、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最后，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国际合作。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国际化进展密不可分。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与IMF、G20等国际组织加强信息共享、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协调等领域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

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配合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对中国当前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实行了概括：“国内信贷持续扩张动力仍然较强，跨境资本流动蕴含潜在危机，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周期性不良贷款增加等宏观危机显著上升，金融业资产质量和抗危机能力面临严峻考验”。2008年以来，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部通胀压力加剧、外部汇率大战的双重压力，过剩的流动性以及为规避政策限制而不断出现的金融产品也让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改变其总量调节基础的状况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拥有区别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而且两者难以相互替代，因此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配合就显得非常必要。事实上，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徘徊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取舍关系，而是如何在当前的经济稳定与未来的经济稳定之间做出决策，即政策的实施必须通过对物价稳定和金融失衡的双重视角来全面评估经济状况。当经济过热迹象出现时，如果货币政策仍然宽松，则任何后续的宏观审慎工具都难以奏效。换言之，宏观审慎监管的结构性调节优势必须以适当的货币总量调节为基础。

因此，为了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在制度设计上，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之间要及早建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定期实行磋商，互相及时通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政策执行状况及取向；要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早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中心，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金融监管的角度，随意转移金融资产，实行违规操作；要以提高透明度、引导公众预期为手段，定期公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运行状况，向公众表明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前金融运行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市场手段调节金融中介，防止或减缓金融市场对金融政策预期产生的震动，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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